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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的通货膨胀

时间:2012-11-16 08:05:24  来源:腾讯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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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民国政府大量超发纸币,致使国统区出现通货膨胀,但是印发纸币只是造成通货膨胀的表面原因。

为抵御日本侵略,民国政府不断追加军事投入,政府开支不断增加

1935年至1937年,膨胀之态势已初露端倪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深入,全国起而御敌,民国政府不断追加军事投入。从1940年开始,国民政府发动一个征兵的新高潮,预定三年内每年征新兵五十万名加以训练。如此庞大军队,自然会使政府支出增加(详细数据见后)。1939-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三倍半以上,其中军费占了总支出的大头,1940年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78%,1941年至1944年军费支出减少,这是由于先后实行田赋征实和粮食征借,当年征来的粮食的88%供应军队,使军费降下。但是用于征实和征借工作的费用,致政府的行政升支分别增加了12%和14%。

然而,这些新征入伍的上兵质量低劣,加之军事装备跟不上人数的增加,因此尽管军费颇大,军队人数增加,但军事效能未见明显改善。

富庶地区被日本侵占,政府广开税源弥补损失及增入,但杯水车薪,赤字逐年攀升

1938年底,日本侵入中国南部和东部,占领了中国1/3的领土。短短数月间,农、工生产富庶之地被日本攫取,这部分地区的农业产值占全国的40%,工业产值占92%。由于税源大部分丧失,国民政府便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

[详细数据]

1942年,国民政府开征一些新税目,1941年后期直接税改为从价计征,海关开征战时消费税,1943年10月开征盐税的战时附加税,1944年3月对盐税几乎加征到盐的售价的90%。种种措施之下,政府的收入有所增加,但与庞大的政府开支相比,依然是杯水车薪,政府赤字逐渐增加。

政府发行“爱国公债”筹借资金,但是认购者寥寥

抗战一开始,政府原以为人民爱国热情高涨,乃发行各种“爱国公债”。但是,由于当时人们对民国政府缺乏信心,担心购买后变得一文不值。所以,公债的承购量很少。以流通最广的救国公债为例, 1937年公开发行,1942年政府玩了一个新花样,强制国人购买,但是各省政府认为在农村执行此项办法,障碍重重,而表示反对,政府只能把强制摊派局限于城市 。人民以及银行界对公债均不感兴趣,虽经政府一再呼吁,承购额仅为半数。

1940年7月行政院特设“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席,来推销公债。1941年公债发行达到一亿二千七百万元。尽管如此,公债收入对预算赤字而言仍旧微不足道,尚不及该年钞票发行额的2%。


税收和举债有限,政府便增发法币“筹集”资金;战时支出一半由增发法币垫付

在战事紧张时期,政府必须找钱来维持军需。但是由于当时税收和借贷有限,1937年至1945年期间,税收占战时支出仅为6%,而政府举债也收入微不足道,仅及累积的赤字的5%。于是,国民政府必须设法填补这个赤字窟窿。借贷、外国援助和增发货币,都是常规用来筹资和平衡赤字的路子,当前两者不甚凑效后,增发货币这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自然粉墨登场了。在战争初期,政府向银行举债尚属于次要,但自1942年纸币发行权集中国家银行一家之手后,便完全改为以国库券向该行进行垫款。1942年和1943两年中,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不断增加,竟将存款全部用光。于是,国家银行不得不开动印钞机增发法币来应对政府需要。在整1937年至1945年期间,战时政府支出50.1%都是通过国家银行这类借款(即通货膨胀性性借款)来垫付的。换言之,民国政府支出一半靠增发法币来垫付。 (见上表)

法币超发导致通胀,同时日本的经济封锁、天灾粮食减产亦加剧了通胀

由于货币的增发,1940年至1945年,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从战争开始之日,日本就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特别是战争后期,日军占据上海后,使中国丧失了与海路相通的最后一个据点,从上海走私运进内地的外国商品和上海制造的商品被迫终止。1942年,日军进攻云南,切断中缅公路。上海和中缅的沦陷后,据估算,1942年的进口额币1941年大致降低了50%,大家都预测外国商品将更加缺乏,结果导致1942年的物价加速上涨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三倍以上。

在农业方面,由于天灾和国民党在农村征兵等原因,1940年粮食产量逐年减少,粮食价格普遍上涨, 也加剧了通货膨胀。抗日战争爆发前,历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基本上稳定在20亿担以上,而抗战爆发后,全国粮食产量逐年减少,1938年仅为1937年的65%, 1941年仅及1937年的59%。(资料来源:《粮价管制的措施》,《革命文献》第110辑第228页)

通货膨胀吞噬工农阶层收入,公务员收入跌到战前的1/10,挣扎在饥饿线上

通货膨胀导致物价和币值剧烈变动,势必重新让国民财富重新分配。所以,在战事纷乱的时代中,有幸运者,也有不幸者。由于目前缺乏全国性统计数据,故无法做详细分析,现根据四川和重庆这个地区来粗略考察通货对各阶层的影响。四川是当年经济的中枢,以此作样本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注:此指数是以1937年为基准,即每年薪金收入变动与1937年收入的百分比。


通货膨胀这个绞肉机,首先伸向了政府公务员以及城市工薪阶层。早在1940年,公务员、教师以及士兵的实际收入的2/3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工、农业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3。到了1943年,打工者的实际收入都在下降,但薪金收入者的情况最糟糕。公务员已频临在饥饿线上,其实际收入下跌到战前的1/10.至于教师和士兵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实际工资尚不到战前的1/5。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当时的调查显示,四川省农民的购买力在战时候逐年下降,到1943年以及降至战前的85%(见上图)。

未注明数据来源:《中国通货膨胀史》,张公权,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结语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日军历次侵华,公债均是其主要军费来源。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军费为17亿日元,战争期间日本发行公债达到6.8亿日元。在所谓“大东亚战争”期间,日本耗用军费总额为2220亿日元,其中近80%靠强制摊派政府公债来弥补。相较之下,国民政府的“爱国公债”则认购者寥寥。这背后,既有日本的现代金融体系比中国要完善得多的原因,也与日本军国体制在强制摊派“业务”上比国民政府更得心应手有极大关系。


 
转自[传媒联合网]http://www.zgcmlhw.com/xinwendiaocha/xinwendiaocha/2012-11-16/5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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