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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打击懒汉与寄生虫的运动

时间:2015-08-17 14:38:08  来源:  作者: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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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缘到内政,普京的政策正变得愈发保守,自然也就少不了一些投机之人趁机表现自己。今年4月,便有地方议员建议修改法律打击有工作能力却闲在家里的人。听到这消息,俄罗斯共产党很开心,称这是送给俄罗斯人民的劳动节礼物,媒体则惊呼:莫非苏联时代的打击“寄生虫”运动要回潮了?

(图:义务劳动的儿童们。网源网络)

【审判布罗茨基】

说起苏联的反“寄生虫”运动,许多人第一想到的会是1964年苏联法院对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审判。在“审判寄生虫布罗茨基”的标语下,法官压根不理会布罗茨基对其诗人身份的强调,只是厉声追问其工作单位、工龄、学习专业,而对“自由散漫”的写诗、译诗工作嗤之以鼻,似乎不沿着普通劳动者的工作轨迹走,就不算个正经人。

“……公民布罗茨基,从1956年开始你换了13个工作岗位。你曾经在一家工厂工作1年,然后半年不工作,又在一支勘探队工作,然后又4个月不工作。为什么你要过这种寄生虫的生活……为什么你在几份工作之间的时间里不去劳动?”

“我一直在工作,我写诗。”

“可这并不妨碍你去劳动。”

“我在劳动,我写诗。”

“有很多人既在工厂工作也写诗,你不能也这样做么?”

“人和人不一样,发色、表情都不一样。”

“这不用你说,大家都知道。你最好解释一下,你为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前进运动作出了什么贡献。”

“建设共产主义,这不光是操作机床和耕地,也包括知识分子劳动,那些……”

“收起你的高谈阔论吧。”

当布罗茨基强调他的诗可以为国家带来荣誉,引来哄堂大笑。

最终布罗茨基被流放至濒临北冰洋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而他在法庭上没有说大话,198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国家因他而荣。他1996年去世于美国时,时任俄总统的叶利钦哀悼称其为“普希金之后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

(图:约瑟夫·布罗茨基与他的猫)

【苏联宪法与《圣经》】

那场审判有一个特殊背景。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61年5月4日通过了《关于加强对逃避社会有益劳动、沉溺于反社会寄生虫生活方式者(无业游民、不劳尔食者、寄生虫)的斗争》的命令。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遭遇挫折,他开始怀疑问题出在“寄生虫”们身上,于是便有了这道命令。这与斯大林用强力手段打击破坏、怠工行为的逻辑如出一辙:对问题进行阴谋论式的判断。

这一命令出炉后一直到1964年年中,共有37000多人被流放。有一名工程师辞去公职经营养兔场,还有一名消防员辞职回家经营农场,他们都被视为“寄生虫”,均遭流放。

这道命令是根据当时的苏联宪法第一章第12条起草的。这条是这样说的:“在苏联,劳动是每一名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义务和荣誉事业,其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话并非苏联人发明,它出自《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中如此写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

很难说苏联人是不是从《圣经》里面引了这句话放到宪法里,即便是,这个数次打击东正教的国家也不会承认。但作为一个引子,这句话倒确实在引导人们在俄罗斯传统中寻找苏联这种劳动伦理与东正教之间的联系。

(图:苏联时代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节日不工作与劳动的敬神属性】

许多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想必都有过一种体验,俄罗斯人在休假甚至休息的时候是绝对不工作的。它有时体现得非常极端,笔者的亲身体验是,俄罗斯的个体户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也是不卖货的,哪怕你已经站到他面前求购某物,他只需要一抬手就可以赚得这份利润。

这种显得可笑的民族劳动观念不经千百年的浸润恐怕是不会积累成型的。在俄罗斯社会学大家鲍里斯·米罗诺夫的《俄国社会史》中可以找到这样一段历史,1699年,一位名叫格里高利·奥博连斯基的大公因为其领地的奴隶和农奴在节日期间工作而被沙皇下旨关进了监狱。

这当然不是沙皇随意为之,著名的俄国《1649年法典》里就规定了禁止在节日期间工作。而在此之前,它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存在着,农民们根深蒂固地认为,在节日期间工作是罪恶,是犯法的。即便在1861年取消农奴制之后,农民们仍保留了节日期间不工作的传统。村社如果发现农民犯戒,就会课以罚金,甚至毁坏农具直至拘役。罚金用来做什么呢?给村社其他成员买酒喝。

究其根源,仍要从东正教思想中寻找。为俄罗斯人定义了何为劳动的是距今一千多年的基辅罗斯时期的东正教僧侣们。俄国最早的僧侣之一费奥多西·佩切尔斯基认为,劳动是一种符合神意的活动,劳动可与祈祷等同。佩切尔斯基为自己也为他人干活,在瓦尔拉姆当修道院院长时他就在夜里为所有人磨面。

早期的东正教僧侣们无不如此,由此就结出了劳动的一个精神果实:劳动是不讲私利的,市场交易也是不追求利润的,因此便有“利润高于一切,人格高于利润”一言。久而久之,农民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定了一条规矩,节日里不工作,因为那被视为追求个人私利的一种行为。

以劳动来敬神如何就演化成了“节日期间绝对不工作”?这恐怕与俄国农民骨子里的懒惰有关,以劳动敬神成了懒惰的绝佳借口。而这种懒惰则与俄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由它们决定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不论如何,节日不工作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俄罗斯人非常“政治正确”地在节日里酩酊大醉,谁要是偷偷工作,那就罚他钱,大家分了买酒喝。

将劳动视为敬神的手段,不讲求私利,这恰与苏联时期的劳动伦理同质。只不过,苏联人敬的不是神,而是共产主义理想。这便是法官质问布罗茨基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何种贡献的原因。法官在遣词上也很讲究,多使用“劳动”一词,而非“工作”。在俄语中,“劳动”一词本身就含有“苦”、“累”的含义,其引申含义可与“苦修”、“历练”联系起来,多少有一点宗教色彩。

苏联继承了俄国传统的劳动伦理观,这种伦理观来自于东正教,苏联却是一个反东正教的无神论国家。当然,推动工业化发展的苏联不可能对其全盘接受,只保留了劳动的敬神特征。列宁推行“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希望将这种劳动精神推而广之,斯大林的理论家们则干脆推出劳动改造人性理论,直接为政治服务。节日不工作与劳动的敬神特征从正反结合组成苏联的劳动伦理,几乎完美地继承了沙俄。

但随着苏联解体,这些幻想都崩塌了。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抛弃了过去的说法:“劳动是自由的,人人都有自由分配自己劳动才能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休息的权利”、“禁止强制劳动”。这自然是大大的进步,俄罗斯人真得好好感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只不过,圣彼得堡地方议会抛出的这个建议说明,虽然沙俄和苏联的劳动伦理已经被推翻,但传统思维却很容易露头。如果哪天它卷土重来了,大家也不必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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